安徽得名于“安庆府”与“徽州府”之首字。本文特意为大家收集整理了安徽民风民俗资料，欢迎阅读!
一、历史悠久的安徽民俗文化
安徽之称始于清初，合安庆、徽州二府首字为名。康熙六年(1667年)，正式撤销江南省，分为安徽、江苏二省。安徽虽然建省时间较晚，但它开发很早，历史悠久。早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皖人的远祖就曾在此繁衍、生息，1980年10月龙潭洞“和县猿人”头盖骨的发掘得以证明。
远古时代，安徽境内的淮北、淮南和江南，都曾经历过氏族社会阶段。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帝 “封皋陶之后于英、六。”英，在金寨县南;六，今六安县地名所本。说明早在公元前21世纪时中原偃姓氏族已到淮河流域，由于夏民族南下，导致中原文化的大量涌入。大体上说，淮北是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繁荣地，江淮之间是青莲岗文化的领域。
到了原始社会未期，安徽境内的淮北、淮南地区为淮夷方国及南下部落所建方国的领地，中西部以舒人为主，东北部以徐人为主。江南地区则为百越人部落的领地。
淮夷是东夷中的一个支派，夷民族发源于东北、是个以鸟为图腾的民族。据史料记载，商武乙时期(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左右)，夷民沿海南下，先到达山东维岱地区，经过西周几次打击，南迁至淮河流域，主要分布在皖北、皖东和苏北。安徽境内的徐和舒为同系异支，在淮夷建立的方国之中，兵力最强，国土最广、文化最高的就是徐人建立的徐国。淮夷和原先到达这里的夏民族，在两淮一带从事农耕、渔猎，淮北种麦，淮南则饭稻羹鱼，并且有筑陂传统，当然只是村庄性小型水利工程。西周王朝多次派兵攻打淮夷。后来吴、楚强盛起来，在淮河流域开展长期争夺战，徐人和舒人摇摆于吴楚势力之下，最后被楚国所吞并。
远古时期，安徽境内的皖南地区，特别是山区，人烟稀少，近似荒芜，为百越人生息之所。夏商时，干人南迁至长江中下游，一部分干人进入皖南，和当地土著的越人融合，建立了一些新的干越部落群体。据何光岳《百越源流史》考，“钺”是带木柄的斧头，越人就是使用钺以砍伐林木，以烧香为生的人直到秦汉统一中国后，干越人大部分融入汉族，一部分进入皖南山地而成为山越。
1949年以来，安徽文物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不仅抢救和保护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丰富了馆藏，而且揭示了古代一系列民俗文化遗存。20世纪50年代在亳县钓鱼台古址发现碳化小麦，80年代在含山县大城墩发现稻粒结块，说明当时安徽北部、中部氏族部落的生产水平和农耕的方式。特别是1979～198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潜山县薛家岗文化遗址进行5次发掘，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分石器、玉器、陶器三大类。石器生产工具有刀、斧、锛、凿、镞、铲、石球、砺石、网坠、纺轮等，大多经过通体精磨，刃部锋利，有的石刀、石铲孔眼外绘有红莲花果形图案，结构严谨，线条优美。其中九孔、十一孔、十三孔大型石刀是国内首次发现。陶器生活用具有鼎、壶、盆、碗杯、甑和壶形器等，其中多半具有独特的造型，显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陶器的制法由手制到轮制，陶质有泥质和夹砂两种，外表多为素面磨光，胎薄而均匀，形体浑圆，说明当时皖人制陶技术以达到一定的水平。出土的玉器有环、璜、管、铲、琮，雕刻精美，图案对称，工艺水平很高。此外，还出土60多个纹饰、缕孔的陶球，腹内有丸，摇之有声，清脆悦耳，精致奇巧。这些文物，经科学测定为公元前3700—3000年。1987年，在江淮之间含山县凌家滩墓葬中，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玛瑙、水晶等随葬品700多件。特别有意义的是原始八卦图形玉器与玉龟同出一墓，这表明早在氏族社会的皖人就已形成了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观念，可见安徽史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进步的程度。
以上原始社会和夏、商、周遗迹的考古发现，在安徽可以说仅仅是开始，将来会有更多的发现，使我们上窥到淮夷、越人以及土著皖人更为丰富的民俗文化在安徽的遗存。
二、楚文化东渐对安徽民俗的影响
西周时期，崛起于江汉平原的楚国向东推进，公元前538年，打败了安徽北部、东部的淮夷逐步并吞了淮河流域的赢姓、偃姓的部落和小国，占领了安徽的两淮地区，当时江南为吴国领地，越灭吴后，吴地成为越地，但昙花一现，不久安徽尽为楚地。楚文化的东渐，与楚人的东进同步。随着楚人的东进，楚文化从汉水传播到淮水，从长江中游传播到长江下游，在时尚趋新的潮流中，这股新风逐渐吹遍江淮大地，其势如风行草偃。楚人东进得志，可是西境迫于强秦，连连失利。公元前261年，楚畏秦逼，迁都巨阳，即由湖北江陵迁至安徽阜阳境内，后又惧而东徙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为郢(国都)。楚国统治安徽长达300余年，并且到了后期，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转移到了东境，安徽成了楚人最后的归宿地。因此，安徽民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深深地打上了楚文化的烙印。
原先安徽境内淮南和江南地区盛行土墩墓，葬俗与吴人、越人相同，一般不挖墓坑，平地封土成冢，墓底多垫石灰、烧土或草木灰，不见葬具。然而，在楚俗的影响下，到战国时期，安徽境内平地起冢的葬俗基本消失。由土墩墓改为土坑木椁墓无疑是葬俗一大变化。从六安和舒城两地墓葬发掘表明，战国早期墓葬铜礼器俱属楚系，椁周填青膏泥，亦为楚俗，为浓厚的楚风所代替。到了战国后期的墓葬，在文化面貌上与楚墓就难以区分了。
楚人迷信鬼神，巫风傩俗盛行。王逸在屈原《九歌章句》中说：“民信巫鬼而多淫祠。”《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以逐疫。”历史上安徽皖南一带，巫傩观念也是十分浓烈，民间迎神赛社活动中，“乡人相率为傩”，直到解放前夕，“跳五猖”、“跳鬼”、“跳魈”还较为普遍，各色人等头戴神灵假面，载歌载舞，驱邪纳吉。时至今日，在皖南池州一带还保留下来一种古老稀有的剧种傩戏。演出分三段体，即傩仪、傩舞——正戏——傩舞、吉祥词，演员带着面具表演，具有浓厚的巫风色彩，演出只限于祭祀活动。仅此，就可以看出楚文化对安徽民俗文化影响之深远。
在楚人的习俗中，存有对太阳的崇拜，对火的崇拜，对凤鸟的崇拜。楚人以六月六日为太阳做生日，安徽民俗至今保留了太阳会和有关太阳的禁忌，如男人不许对着太阳撒尿，女人不准把月经带对着太阳晒。楚人有拜火之俗，安徽民俗至今保留了“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皖西潜山一带，婚嫁之日，新婚要沿路向人家索取火种。拜日、崇火，必然尚赤，安徽民间千百年来以“红”为喜庆之色。楚人崇凤，视凤为日中之火鸟，安徽民间保留了许多关于凤的传说，不少地名也冠以“凤”字，如凤台、凤阳等。不过安徽民间既崇凤又尊龙，反映安徽民俗既受楚俗崇凤的影响，又受越人和周人崇龙的影响。安徽的许多民俗事象中，都有与荆楚习俗相似之处，就连村庄的名称也受楚人念念不忘故都观念的影响。楚为秦所灭后，散居各地流亡的楚人，他们的村落也就称之为“郢”，所以安徽境内接近寿春各地的村庄至今还叫着“郢子”，如王大郢、张小郢、李家郢子等等，故有人把安徽民俗文化称之为“东楚”民俗文化。总而言之，安徽民俗文化在其早期深受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楚文化中的进取精神，开放气度，创造意识为皖人所汲纳，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两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徽民俗文化就是淮河流域的淮夷文化和长江以南的山越文化与楚文化、中原华夏文化的融合的产物。
三、从秦汉至明清安徽民俗文化的变异
秦灭楚之后，楚文化在安徽的影响依旧，在楚文化领域里，道家为楚国学说的主流，此时淮河流域道家学术仍处于尊崇的地位。秦亡汉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却创作了一部宣扬道家学术的经典——《淮南子》，推崇老庄，贬斥儒法，抵制独尊儒术。结果，刘安及其宾客以谋反罪惨遭杀害，株连达几万人之多。从此，儒家文化由北向南逐步占领安徽，形成儒道并存的格局。处于主流文化的儒家，也就逐步渗透到安徽民俗文化之中，促使安徽民俗文化的变化和发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种政治集团争战的结果，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曹操占据安徽北部，孙吴占据长江两岸和皖南山区。随着汉人的南迁，江南开发，生活在安徽皖南山区的山越人与汉人的矛盾激化起来。当时皖南山区居民为“椎髻鸟语”的山越人。山越人的原始文化是单一的山越文化。山越文化的特征是“鲜知礼节”、“彪悍尚武”。三国时，皖南划入吴国版图后，山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以材力保捍乡土”，对抗孙吴政权。为此，孙吴与山越进行了多战争，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部将贺齐平定山越，山越人正式成为吴国的编户齐民，从而开始了汉文化与山越文化的融合。
西晋末年，中原地区因“永嘉之乱”，造成人口南迁的高潮。安徽皖南地区，特别是徽州一带便成为北方强宗大族求生避难的 “桃花源”，迁入皖南的中原人士较多，使安徽皖南真正进入较大规模的拓垦发展时期。北人南迁，不仅给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风俗习惯。原来土著山越人的尚武精神与中原士族“保捍乡土”的观念相结合，形成“武劲之风”。《歙风俗礼教考》云：“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山越人也在与外来移民的融合中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山越文化也就逐渐纳人汉文化系统之中，使皖南地区“俗益向文雅”。
南朝时期，佛教信仰在南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上至帝王贵戚，下至一般文人知识分子，都为这种包含着深奥而美妙理论的外来信仰所倾倒和陶醉，忘情地沉湎其中。影响所及沿江各地，盛行铸造佛像的风气。晋镇北将军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还是一个小孩，在芜湖看见众人灌佛(造佛像)，就把头上的金镜脱下，替他母亲来灌像。足见刘宋时佛教思想已普遍深入。到了齐梁，更为厉害，礼佛成为当时风俗，不仅“吸引清流”而且“炫惑俗流”。因此，至今皖江一带的.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中还保留了浓厚的佛家味道。
南宋之后，对安徽民俗文化发展影响深远者当推程朱理学。南宋至元明清，安徽民间虽有各种信仰，但都是受压制的，惟有理学处于独尊的地位，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安徽，特别是皖江和徽州地区，形成“儒风独茂”的社会景观，不仅造就了影响中国文坛数百年之久的“桐城文派”和一大批享誉华夏的文人学士，而且使社会风俗为之大变，使颓弊的民俗有了较多的生气，道光《休宁县志》记载：“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非经朱子编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由于狂热地推崇程朱理学，以“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茗州吴氏家典》)为荣，使徽州民俗产生深刻变化。如徽州商人，以理学的义利为立身处世的教条，因而“贾而好儒”，以“仁义礼智信”为商业论理。程朱理学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因而在徽州境内出现大批的“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清代文学家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指出：“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总之，程朱理学的传播对安徽皖南的民俗文化影响是深刻的，一方面起到了开风振俗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固了民俗文化的封建保守状态。
四、安徽民俗文化的分区与特点
安徽地跨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其中长江、淮河横贯全境，自然地貌南北迥异。淮河以北，平原辽阔，阡陌纵横;江淮之间，西峙崇山，东绵丘陵;长江两岸，河湖交错，水乡沃野;皖南山区，迭嶂列岫，群峰雄峻。全省各种地貌类型均有分布，宜农宜林，物产丰富。由于安徽地处中纬度地带，天气形势多变，且地形多样，冷暖气团活动频繁，降水年际变化大，旱、涝、风、雹、冻等灾害较为频繁。特别是黄河夺淮，造成淮北地区水系混乱，各种灾害连年不断。旧时有的百姓“身背花鼓走四方”;有的玩皮影、耍猴戏，卖艺糊口;有的团伙结捻，举村外流，移民就食。1949年后，奋力治水，制服水旱。但灾害仍不定期袭来，威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不同区域的城乡群众生产、生活以及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给当地民俗带来深刻的影响。
淮河流域，地接中原，历史上战争和灾害频繁，民风普遍倔强尚武，正如《寿州志》记载：“民俗淳朴……习朴实而负气，性劲忌而轻生。”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孕育了一大批睿智多谋、气魄远大的杰出人物和慷慨悲歌之士，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惊天动地的事变，使天下诸郡翘首相看。长江两岸，鱼米之乡，男耕女织，俗尚勤作崇文。据《安庆府志》记载沿江丘陵山区时说：“男耕女织，质朴无文。黄发老人，有不识城市者。安土重迁，不善商贾，鲜厚藏而少巨富。”《和州志》在记述沿江圩区时说：“女工尚完坚，一经一纬，无文章交错之奇。男女尚垦辟，功苦恋本，无即山近盐之逸，市无嗤眩，工无雕彤，无游人异物以迁其志。”历时两百多年的“桐城学派”也就诞生在这里，享有“天下之章，其在桐城乎”的称誉。徽州地区，地狭人稠，重贾而好儒。“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民谣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明人王世贞说：“太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商人以理学为立身处世教条，因而称之为“贾而好儒”。正由于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流域中孕育着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即两淮文化、皖江文化和新安文化，构成了锦绣安徽的历史画卷。
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历史地位的证明。安徽的民俗文化历史悠久，多姿 多彩，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明，我们应对它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整理，有效地弘扬优秀民俗文化，并创造出新的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