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本文探讨了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并分析了其现实借鉴意义。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论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关键词:孔子；为政以德；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诸子各家，在推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就表达出对清廉政治的向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可以说是廉政思想理论的倡导者，他主张仁政德治的同时，“礼治”却始终贯穿其中。孔子在充分借鉴西周初期“明德慎罚”思想的基础上，主张以德治国。用道德手段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对后世封建统治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把实行德治放到了治国的核心地位，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思想在当时虽未被认同，但却为西汉以后的历代统治者提供了一条治国良策。
一、“为政以德”思想的提出
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必然的，而且每一种进步，都是以前一种社会形态为基础而自然孕育的，所以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但国家的兴衰，政权的存亡，则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是否贤明。认为只有统治集团的贤明，才能够实施“爱民、惠民”、“使民于义”的德政，反之，则实行暴政，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最终丧失政权。所以，对于商汤伐桀、周武伐纣给予了肯定，认为“德丧”，是夏桀、商纣失去天下的根本。同样，对于春秋社会的那场混战，权力倾轧的局面，孔子认为是“礼乐崩坏，天下无道”的结果。为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孔子周游列国，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企图通过对西周社会制度的“改良”(即损益)，为新兴的封建领主阶级开劈一条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路线。
二、礼治，是实现“为政以德”的根本保证
礼治，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具体施政纲领，更是“为政以德”思想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孔子认为必须通过教化来开启天下人之“仁”心，通过人的道德自觉来实现礼治，因此，他特别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并进一步论述了“仁”与“礼”的辨证关系，指出，“仁”是“礼”赖以存在的灵魂，“礼”是“仁”的具体表现形式。失去“仁”则“礼”无存在的意义，反过来，没有“礼”的规范制约，则“仁”无法表现亦无以保证，同样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乎哉?”(《阳货》)，“人而不仁如礼何”?指出一个人，如果不“仁”，即使知“礼”，也不过上虚伪的摆设罢了，充其量是一个伪君子。礼的存在与巩固，要以人的道德自觉为基础，并举例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学而》)。“孝悌”是仁之本，而“犯上”与“作乱”，乃大逆不道之举，为“礼”法之所不容，一个人，如果具有“孝悌”这样的仁心，就自然不会产生“犯上”的动机而作乱。因此要想成为真君子，则必须以仁为本，修心养性。反过来，一个人若徒有仁德之心，而不“修礼”，则同样难成君子。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一个人，如果只有恭、慎、勇、直等德性而不知礼，则其行为无以指导、规范，他的仁德不仅表现出来，甚至会事与愿违，走向反面，因而，“礼”自然应成为君子修心养性的基本内容之一，知礼的程度，标志着君子德性修养程度。
三、“以民为本”是“为政以德”的政策纲领
“以民为本”，是“为政以德”思想的政策纲领，要求当政者在制定具体的“使民”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民众的利益，不过度的“伤民”、“害民”，而尽可能地“利民”、“惠民”，给民众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修养生息的政治环境，绝不能与民争利而厚征敛聚，剥削过度。因此，他极力反对季孙提高对农民征收税率的做法，指出：“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以其薄”(《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在回答子张“如何从政”的提问时，提出了要“因民之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曰》)的“役民主张”；不仅如此，孔子更进一步提出对百姓要“富而后教”：子适卫，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所谓“教之”，就是要通过教化手段。提高百姓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使百姓能够正确理解当政者的“善政举措”，自觉自愿地服从统治，拥护统治。他反对用单纯政令刑罚强迫百姓顺从其统治的做法。尖锐地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即有失身份)。”(《尧曰》)并将此谓之“四恶”而加以批判。
孔子只所以提出要“以民为本”，是他认识到了民心是政权的基础，人民主宰历史的真理。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载舟覆舟”论断：“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哀公》)，这在春秋时期，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孔子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告诫当政者，“足食、足兵、民信”是治理好国家的3个基本要素，尤以“民信”最为重要。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己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四、“德主刑辅”是“为政以德”的法治理念
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并不排斥以政令刑罚为基本特征的法律手段，而是认为，法律作为一种明辨是非，教人“可为与不可为”的国家强制手段，本身必须符合“仁”的原则和“礼”的规范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惩罚得让百姓诚服而自觉维护统治者的意志，否则，“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且他进一步指出，法律，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辅助手段，而不是根本。统治阶级只有将其政治统治建立在道德教化的基础上，培养起符合其统治意志的社会道德观念，依靠人的道德自觉，才是保障天下太平的根本。所以，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就是说，单靠法律禁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强迫百姓的行为，百姓只会为避免犯罪受罪而被迫遵守法令，并没有犯罪的羞耻感，但若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约束百姓的行为，百姓就会有了羞耻之心，就会自觉地走上正道，(即维护统治者的统治，遵守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他的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工作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总之，孔子所建构的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不朽的价值，因而受到历代政治思想家的高度重视，对于稳定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仍然值得继续研究，剔除糟粕，汲收精华，为进一步完善民主法治服务。
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博大精深，其精髓可概括为“六为”：
一、正己为先
正己是孔子为执政者提出的'首要行为准则，他要求为政者实行德治，必先努力修行自己的品德，端正自己的行为。一是正己必先自立。他一再提醒为政者要以德修身、“修己安人”；“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在他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与其碌碌无为一生，还不如“朝闻道，夕死可矣。”二是正己才能正人。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还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他还把为政者之德比作风，老百姓之德喻为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此，为政者必须做到“先之，劳之”；“先有司。”只有这样，才能“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三是正己要谨言慎行。就是一言一行要自重，要“言思忠、事思敬、貌思恭。”孔子把谨言慎行视为人的重要品德之一，要求做到“讷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反对言过其行、言不及义、道听途说，认为“巧言乱德”、“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在“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慎于行”、“行笃敬”、“行之以忠”，真正做到言语忠诚真实，行为“敬事而信，”容貌举止恭敬端庄。四是正己要自省改过。“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要经常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不善如探汤”；“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同时，还要“见其过而内自讼”；“过则勿惮改”；“不贰过。”只有为政者以身作则、“为政以德”，那么老百姓才能“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二、宽厚为怀
“仁政”是孔子推崇的施政之道，而宽厚、爱人则是“仁政”的本质、核心和第一要义。在《论语》一书中，论及“仁”处多达109次，孔子一生顽强执着，就是为了推行仁政，追求仁道。他要求为政者应以宽厚的态度来治理国家和对待人民，“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这里的宽厚态度实际就是“仁”的胸怀。他所说的“仁”就是“爱人”，“好仁者，无以尚之；”“唯仁者，能好人”。他把爱人看成是人生的一种美德，认为不具有“爱人”的思想，就不可能达到“仁”的标准。他还以“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作比，进一步说明“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乡党》里曾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短短十二个字，通过记述孔子因马棚火灾而问人不问马的对话，生动表现了他重人贱畜的仁道精神。怎样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仁者爱人”的具体内涵呢?孔子与子张的一段对话给于了精辟地答复。子张曾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子张又问哪五者，孔子答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如何才能达到“仁者爱人”之境界，孔子认为“为仁由己”，求仁、成仁是一种自觉的、主动的道德行为，只有依靠本人努力追求，才能求仁而得仁，欲仁而仁至。他反复强调：“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当仁不让于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由此看来，真可谓是生命诚可贵，仁者价更高。这也就是孔子一生“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懈追求仁道动力之所在。
三、教化为重
富而且教是孔子德政思想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之关键。孔子要求富民，但又强调在富民的同时进行道德教化，用德去诱导、教育老百姓，使人向善。孔子在推行教化的过程中，强调以德为先，他的整个学说有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认为人的内心的道德水平决定人的行为的高低，只有拯救人心，才能拯救世界。因此，孔子认为教化目的是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质，并将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而置德于诸科之上，“立于道，据于德”，以此造就一大批仁人志士。在“道之以德”的同时，孔子认为还应“齐之以礼”，用礼来约束老百姓行为，使老百姓“有耻且格”。“礼，国之干也”；“不知礼，无以立”；“不学礼，无以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因此，要通过教化使老百姓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礼教这一问题上，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只能使“民免而无耻”；只有“约之以礼”才能使老百姓知耻且自觉地来遵守，这反映了孔子对老百姓人格的尊重、价值的肯定和地位的提高。在推行教化的具体方法上，孔子倡导“载己行化”、“汤之灌雪。”他认为：“虽有国之良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因此，居上位者必须推行“七教”，即：“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它可以使民“弃恶如汤之灌雪焉”，“近者悦服，远者来附，政之致也。”
四、诚信为本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孔子的思想中，诚信乃诚意正心之基，立身处世之本，只有诚信，才能不自欺，慎其独，德润身，“穷理正心，修己治人。”孔子把信视为“仁”的五种美德之一，“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在人生修养上强调“无信不立”，“信则人任焉”，“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不信无复”，“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正如他答鲁哀公问“取人之法”时所言：“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求智能者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他认为达到了诚信境界，站着就好象看到“主忠信”几个字显在自己眼前，坐车上就仿佛看见“主忠信”几个字刻在车辕的横木上。只有这样，才能使“朋友信之”，“虽蛮貊之邦，行矣。”如何才能做到诚实守信呢?就是要象孔子讲的那样以诚待人“三不以”：一是“不以辞尽人。”不言过其实，不口惠而实不至，“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二是“不以口誉人。”不口是心非，言不由衷。孔子非常厌恶花言巧语伪君子，指出“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因此，他直陈己见：“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也。”三是“不以色亲人。”不面善心恶，表里不一。孔子视率直为做人已到通达境地之表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在他看来，“君子之于明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谓‘吾不知’，其仁人也”；“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惶惶而不信，吾不知之也。”从这些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了他对貌合神离、“匿怨而友其人”之徒的深恶痛绝，真可谓是“倩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
五、忠恕为道
“忠恕之道”乃孔子“一以贯之”之道，孔子对曾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由此可见，忠恕贯穿于孔子全部思想，有了忠恕的思想基础，在自身修养上要达到了仁的境界也就容易了；只要本着忠恕原则，在为人处世上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忠”者，有诚恳为人之心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取人信必须“为人忠”、“行之以忠”，不能“谋而不忠乎。”“忠”是一种心灵美的表现，就是要成人之美，不能成人之恶，舍身处地成全别人，但愿人人过的比自己好，决不能有害人之心，更不能设置陷井让别人往里跳。就“恕”的内容来看，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恕”者，无丝毫害人之意也。孔子在回答子贡“有一言可以而终身行之者乎”之问时说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恕”也是孔门儒学中最为顶上的功夫，“恕”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难怪就连孔子的高材生子贡说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时，孔子坦言相告：“赐也，非尔所及也。”
六、思义为要
在《论语》一书中，“义”多与“利”相对，如“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在孔子的义利思想中，他认为表观在具体日常生活中，义乃先决条件，贫穷而不能忘义，如因不义而获取富贵，君子当不齿。他曾告诫人们“毋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他非常赞赏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处世态度，还乐观地言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此，他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观点：“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就是常说的君子取财有道。孔子不仅如此而言，而且依言而行，他一生积极追求功名，实现政治抱负，也曾获得过相应丰厚的待遇和显赫的政治地位，但他从不以失义而取利。当齐景公欲将廪丘城邑划给孔子作封地时，他因其政治主张未被采纳而坚辞不受。这正是他“先事后得，”“先难而后获，”“敬其事而后其食，”“见得思义、义然后取”思想的真实体现。